这一年下乡扶贫，我算是长见识了丨人间·再见8
“都是贫困村的村民，凭啥别人有的我家没有？谁也没比谁富多少，凭啥别人是贫困户，我就不是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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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见8丨连载16
2018年，我的生活忽然和“扶贫攻坚”纠缠起来了。
年初的一天，老家村里的会计给我打来电话，要我替老父亲写一份贫困申请。我压抑着满心的不高兴，冷冷回道：“我养得起老爹，不需要村里扶贫。”
我不高兴是有原因的。
5年前，老妈还活着，那时70岁的老妈身患肺癌，巨额的医疗费掏空了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，也把我拖累得苦不堪言。恰逢村干部找到我，让我给二老申请低保，我就替他们申请了。
我觉得申请理由非常充分：父母户口本上有四口人，二老，外加弟媳和侄女。老妈患癌，老爹安装心脏起搏器六年，脑梗两次入院导致残疾，有三级残疾证。二老双双年迈无劳动能力； 弟弟因意外已去世6年，弟媳也是听力三级残疾。家里的土地都只能低价流转（出租）出去。
弟弟去世后，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买了套二手房，把老老小小从老家农村接出来照顾，弟媳在我们医院的洗衣房打工，侄女上学及各种辅导班开销巨大，皆需要我接济；饱受丧子之痛的爹娘离开故土又不太适应，身体频频出问题。
这样老弱病残的家庭，按道理完全可以评上低保户——低保户的医疗费报销比例高，自付部分还有二次报销，我满心期待能申请成功，多少减轻些经济压力。
但低保是有名额限制的，粥少僧多，竞争非常激烈。好在乡亲们都了解我家的情况，民主评议时纷纷证明申请所写情况属实，我罗列的病历和医疗费复印件、家庭收支明也一目了然，的确是入不敷出，负债累累。
最后，老爹以票数第一的优势当选，同时“胜出”的还有十户，多是年老体弱患有重病的。
说实话我也很惭愧，我15岁就考学离家，在城里混了30多年，不仅没能衣锦还乡，到头来还要跟乡亲们争好处，实在没脸回去替老爹参加评议。
如今，我家在缺席的前提下还能评上“第一”，的确让我在感激之余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那时候，村里有一个外号叫“罗锅”的，因自己没评上低保，四处告状。罗锅跟我家沾点亲，小我两岁，按辈分该叫我姑姑。尽管从小罗锅，但身体功能健全不影响劳动。这些年来，罗锅一直好吃懒做、吃喝嫖赌样样沾，早年老婆离婚另嫁，儿子长大后进城打工，剩他一个人在村里晃荡。每年卖了粮，便在赌桌上挥霍，赢钱大吃大喝，输了钱蹭吃蹭喝，后来索性把地租给别人，逢人就说自己没有劳动能力。
低保没评上，罗锅便攀咬我家说，我家是村里最早进城买房的，儿子虽死了但女儿有保障，就算生病，医疗费也不愁，进而还诬陷说：“他家闺女就在医院上班，啥样的病历和医药费收据弄不出来？这村里人谁进城看病都求他闺女，他评上低保就是靠了好人缘儿。”
罗锅天天去政府闹，到头来，他自己没能吃上低保，牵连着全村当年的低保指标全作废了。老爹气得打电话骂他：“你个白眼狼！以前总去我家连吃带拿都忘了？你咋忍心对我们老弱病残七不服八不忿？你说那屁话有影儿没有？”
罗锅在电话里拼命抵赖：“姑爷爷我坏谁也不能坏你呀！这是哪个王八蛋吃饱了撑的给我扣屎盆子啊？”他还特意给我打电话抱屈：“我得罪谁也不敢得罪你呀小姑，这村里谁有个病有个灾的不得求你？我也得给自己留后路呢是不是？”
我懒得理他，只觉得村干部也太无能，任凭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。
之后四年，尽管年年有电话让我替老爹递交低保申请，我都拒绝了。有一次我甚至赌气说：“那申请，除了让人家怀疑我伪造医疗单据，还有啥用？”
说实话，自小到大我都觉得自己的老家也算得上富庶了，人均土地多且肥沃，年景好时家家收成都不错。大多数人家都有砖瓦房、有轿车，在城里还有楼房，农忙时回村种地，农闲时进城猫冬。
没想到，连这样的村子，居然也惦记着要评成“贫困村”。
起初我还以为村书记只是好心，没想到打电话让我报申请不成，书记竟专程来医院求我：“只有贫困人口达到一定比例才能算贫困村，现在还真就差你家仨人儿。”
“贫困村好处大了去了，建文化广场、建卫生室、修房子、扩马路，都是国家拨款，光伏发电的项目还能给村民分红。”见我犹豫，他又说，“当然，我也不能为了贫困村的待遇把不够条件的给弄上去吧？你家我婶走后，我叔又得了牙龈癌花老鼻子钱了谁不知道？你弟没了，弟媳残疾，侄女又上了大学，都是明摆着的。你家上去了，谁也说不出来啥。”
我苦笑：“这申请一写，我也算为村里做了贡献是不是？”
书记竖起大拇指：“到底是党办主任，有觉悟！贡献大了去了！”
我无法再拒绝，老爹是典型的因病致贫，我赌着一口气不要村里扶贫，眼下看来确实是损村不利己。
不久，老爹开始被建档立卡，各种填表的询问和嘱咐。有天在饭桌上，老爹说：“村里说咱家老屋是危房，不得已才进城租房住，月租金一万元。这不扯么？还让我就得这么说。”
我家是村里最早住砖房的，81年建起来，如今已经37年了，又空了这么些年，算危房到也够格。可城里的房子是我买的，何来租房一说？
爱人老蒋在政府办工作，见惯不怪：“这帮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，都是填表老油条。让你贫是一种数字填报法，让你脱贫也是有充分依据的。”
之后，又有各种要求老爹回村签字画押的电话。以往，老爹特喜欢回村，每逢乡亲家里红事白事或者村干部换届选举，我都会开车带他回去。但是这一次，老爹执意要坐班车：“坐着轿车回去为贫困签字，罗锅又得嚼舌头。”
“他嚼他的呗，又不是你的车。村里都讲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。我脱离你的户口都30多年了，和你没关系。”老爹瘸着左腿，心脏起搏器也快到了电池耗尽的年限，牙龈癌术后又明显体虚，我哪能放心？
可还没等我抽出空儿来，广电局干部小陈就送来了表格让签字：“姐，我给下派到你们村搞精准扶贫，听说李叔是你父亲，我主动要求跟他结对子啦。咱熟，有啥事也好说。”
我自然高兴，有他来来回回的，老爹就不用折腾了，但也忍不住疑惑：“你咋成了驻村干部？”
他笑：“扶贫攻坚嘛，全县总动员，你们医院也有任务，只不过我们系统动作快了一点儿。”
过了几天，老蒋也要扶贫攻坚了：“我给下派到榆树屯当驻村第一书记。离城70里。每周周末能回来两天。”之前老蒋整天陷在材料堆里叫苦连天，我巴不得他挣脱出来透口气儿：“挺好。两年也不难熬，村里日子简单，不累心。”
我计划着有空就去看他，高速公路旁的村子，半小时车程而已，走乡间公路也用不了一小时。
老蒋用鼻子哼了一声：“就你们村这低保户、贫困户的上上下下，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村里工作多难。”
我不以为然：“我是农村人我还不知道，乡亲们大都憨厚淳朴，有几个像罗锅那样儿的？”
没想到老蒋刚走没两天，医院总支书记就找到我，说卫计局党委分了个定点扶贫的村子给医院，得有驻村干部下去，局里院里各出一人。
“咱院党员大都在临床一线，搞业务的，政治水平都不太高，一线人员也紧张，你说呢？”
“从二线抽人呗。”我大大咧咧道。医院的行政管理和后勤部门，统称二线。
“分给咱的是柳树屯村，距你爱人扶贫的榆树屯村三公里。局里要派女干部下去，咱也出个女的？租房也方便。”书记循循善诱。
再迟钝我也听明白了，这是希望我自告奋勇呢。可老爹还得靠我照顾，老蒋走了，我咋能再走？
“按理说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，孩子上了大学不用照管，驻村离爱人还不远。可是我老爹都快80了，心脏病脑梗就不说了，牙龈癌刚做完手术三个月。”
书记立即随机应变：“我是跟你商量谁去合适，你家这情况，哪能派你去呢。”
可我又想起老爹，一辈子长在农村，60多岁失了儿子才无奈地随女儿进城，平常总是说：“城里好是好但总觉得自己像在做客，没有家的感觉。”若我带他去村里，没准儿他更高兴呢。
“若能租个房间多的房子，让我带着老爹，我愿意去。”我给书记说。
书记倒犹豫了：“租房不是问题，可是老人那种状况，村里条件又差，哪忍心让你带着老爹下乡呢？”
我给老爹说了这事儿，他也急了：“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下乡吧！你要愿意去，我找你们书记说去，我就说村子里更有利于我养病。我要是住在村里，那是如鱼得水呢！柳树屯离咱村才30里，年轻那会儿人民公社兴修水利，我还认识了那村儿不少老伙计。”
“那您老人家等着，我自己找书记说就成，这活儿他不好往下派，巴不得我主动请战呢！”话已至此，我哪能不下乡？
很快，我就带着老爹入驻了柳树屯。
时值暮春，村里一派热闹景象。小四轮这一个那一个突突地响着，挂着播种机穿村而过，纷纷驶向村外的大田，车后扬起一路灰尘。
村书记说：“你们来得正是时候，再早些，入户走访80%家里没人儿。”
局里下派的姑娘叫筱月，刚考上公务员两年，一个娇生惯养的城市姑娘，没见过村里的世面，惊问：“人呢？看着住房条件不错的呀，人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吗？”
我笑着说了下老家的情况——村里的老乡基本上城里乡下都有房子，来回走动，这方圆三百里内大都如此。
筱月咋舌：“这日子，比我都富呀。应该让村里扶我才对！”
会计忙说：“农民嘛，眼皮子浅，好个攀比。一家在城里买房了，大家就纷纷跟风，一家有车了，别家也不甘落后，咬牙浪呗！当然也有把土地租给别人夫妻双双打工的，还有人是种完地、阶段性打工。”
筱月说：“那也比我想象的强了去了，扶贫要求‘两不愁三保障’，我还以为真有愁吃愁穿的呢，来前还翻箱倒柜找了不少旧衣服。”
书记说：“城里人穿衣服时髦，穿剩的也保证有人要。”
筱月说：“算了，我看有的小姑娘比我都时髦，我还是别拿出来了。”
会计笑：“待长了你就知道，村里人眼皮子浅着呢。”
筱月悄悄问我眼皮子浅是啥意思？我笑：“会计不都说了么？待长了你就知道。”
村委会座谈了解情况这会儿，老爹就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掏火墙扒炕，忙得热火朝天，有个当年一块儿水利大会战的老哥们儿路过，认出正往外倒黑灰的老爹，随即加入了劳动。
我和筱月回去时，两个脸上挂了一道儿道儿黑灰的老头儿正坐在墙根儿下卷着旱烟，见了我们，还有点儿不好意思：“老了，这点儿活儿也是活儿了。”
屋里，老蒋正在给扒开又安回去的砖块儿抹泥勾缝，边干边责怪：“有活儿找村委会啊，把老爹当劳力使，你可真行！”
老爹听见了接话儿：“她眼里哪有这活儿？我自己愿干的，这房撂空好久都没人住，掏一掏，好烧。”
帮忙的老汉说：“别说你闺女早都是城里人儿了，土生土长的，又有几个知道掏灰通灶的？会干会弄的都是老家伙儿。现在的人儿啊，就知道享受！”
俩老头儿抽着旱烟抚今追昔，满嘴都是今不如昔的感慨。我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，想起她那句著名的唠叨——“一代不如一代”。
老蒋是开着村干部的轿车过来的。一是想看看家安得咋样，二是想给我们打打“预防针”。他说入户走访且得听些“三七疙瘩话”（含沙射影的话）呢。
老蒋建议我们第一次入户千万别带慰问品，他们走访时给每户拎了一桶豆油，结果再次入户，就有人问：“你咋空手来了呢？”他还听说，有些驻村干部为了让村民在上级检查时给自己说好话，自掏腰包买东西搞慰问，结果还是堵不住贫困户嫌这嫌那的嘴。
筱月瞪大了眼睛：“啊？那可咋整呢？”
老蒋教我们：“胡搅蛮缠的话就装听不见，扶贫政策咨询不能含糊了，一定要吃透文件精神。”
“那还用你说？咱是干啥来的？必须吃透上情体察下情，才能做好政策宣传。”我嫌老蒋啰嗦。
我没接受老蒋的建议，和筱月第一次入户，给每户拎了一箱牛奶做“见面礼”，毕竟以后要在这村儿工作，联络感情是必要的，再说院里也给准备了这些东西。
尽管村长已经在微信群里通知各家留人，但还是有20多家给我们吃了闭门羹，替他们说出闭门原因的人同时也要求：“把给他家的东西放我家就成了，他说了让我帮领。”
我笑着打哈哈：“这是见面礼，见了面儿再给。这次见不着还有下次呢。”
对方会立即甩出一副冷脸，话语不一，表达的都是对我的鄙夷：“哎呀妈呀，一箱破牛奶还怕我昧下咋滴？春节慰问的大米白面豆油我替人领过好几份呢！”“你这城里人儿可真行，这点玩意儿还当宝儿似的。”“那你就再送吧，牛奶过期了怕都见不着人呢！”
会计领着我们走了两三天，宣讲政策问长问短，说得口干舌燥，只有6户人家给我们每人倒过一杯水。
走到最后一户，炕上躺着一个面色萎黄的中年妇女，一壮汉正好开着小四轮回来，进门就皮笑肉不笑地问会计：“又来新人扰民了？”
筱月脸涨得通红，我忙说：“老弟真能开玩笑，我们来串个门儿了解下情况，征求下意见建议。”
他笑：“征求意见好呀，我的意见就是：扶贫该扶谁扶谁，别搞啥驻村，听说扶贫干部每月1000元的补助，租房还每年1万块。那些没人住的房子都是村长家的，你们一来成了他家摇钱树了，群众看着还眼红。你们不驻村儿，省下这每年3万多元发给贫困户，每家2000来元，指定比驻村效果好。”
“账不是这么个算法，发钱不是扶贫根本目的……”我反驳，却明显底气不足。
“咱老百姓站得低、看得近嘛，算账就算眼前利益。我弟弟就在邻县当老师，也给派去驻村扶贫。我就说你抛家舍业的图啥嘛，你不好好当你的老师，今天写脱贫规划，明天填脱贫明白卡，后天弄贫困户收支核算表，村里还得陪着你们买纸花复印费，岂不越扶越贫？”
他转向会计：“我说，你光拿着表格让今天签字明天按手印，咋不公示公示咱村花了多少填表复印的钱？”
面色萎黄的女人过意不去地打断了丈夫，我们也赶紧趁汉子住嘴的间歇落荒而逃。筱月低声说了句：“毒舌。”
回到“家”，墙根儿下晒太阳抽旱烟的老汉增加到了三个，正一边挑拣着鲜嫩的柳蒿芽和荠荠菜，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从前的农业税和现在的种粮补贴。
见了我，老爹眉开眼笑：“我去村边儿采野菜，你叔他们看见了都去帮我采，晚上咱吃个新鲜。”
很快，医院中层干部工作群里贴出了扶贫攻坚工作方案，除了中层领导和柳树屯的贫困户结对子，还有个重中之重，就是“健康扶贫”。两个月内，扶贫医疗队要走遍全县102个行政村，为所有贫困户建立“健康档案”。
方案一出，各科室主任叫苦连天：“本来医生就缺编，患者又多，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都不能按时下班，哪有闲人参加扶贫？”
“偶尔的下乡义诊咱也都积极配合了，谁受得了一连两个月天天抽人？”
最后，所有的牢骚，都在院长一声“政治任务”中灭了火儿。
“扶贫义诊”的第一站放在了柳树屯村，院长亲自带队来的，一是看看自家的扶贫点儿，二来也是关心一下我这驻村干部。院长不仅给我带来鸡鱼肉蛋米面粮油，还给全村每家每户带了一个小型手动压面机，说是帮我联络感情便于开展工作。
此前为了让医疗队建档顺利，除了村干部在微信群和广播里一遍遍通知，我和筱月早就挨家挨户宣传了一趟建立健康档案的意义，希望大家积极配合。结果，还是有好多人没来。
“毒舌”倒是在家等着，他老婆肝硬化腹水，我们好多医生也认识，拉着消化内科林主任的手连声叫“恩人”。可等我让他在健康档案上签字时，他那三七疙瘩话又往外甩：“看病就看病呗，还建啥档？整天签字画押的都烦死人了，这些白纸还不如捐给我儿子当作业本呢。”
带着入户医生回到村委会，义诊桌前排队看病的村民已经散去大半，压面机也所剩无几。这时来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，粗门大嗓地骂村长这个“瘪犊子玩意儿”发东西不通知她。
村长说我也只知道是义诊不知有东西，她就问：“这是啥啊？”人答是简易压面机，她又问是不是新的，得了答案后双臂一拢抱起三个，扭头就走。
有个小医生喊：“哎，一家只能拿一个！”
她停下，转身，瞪着眼喊：“我就拿三个，你能把我咋地？”
小医生惊呆片刻，嗫嚅：“三个，咋用得了那么多？”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女人又说。
我说：“你拿三个，别人不就没有了吗？”
她喊：“你们那么大个医院，看个病死拉的贵，逮个人狠劲儿地宰，拿这点破玩意来还可丁可卯啊？”
没人再敢接话。村长黑着脸挥挥手示意她赶紧走，走远了才敢骂：“这败家娘们儿，真给咱村丢脸！”
院长大概从此事中看出了村民对生活用品的渴求，第二天，医院大群内贴出了捐款捐物倡议书，号召全体员工为贫困村民献爱心。
一周后，两辆救护车拉来了塞着满满当当的衣物和锅碗瓢盆生活用品，有旧的也有新的。除此以外，医院还用3万多的捐款建立了扶贫专项账户，让我协同村干部拿出使用方案，根据需要随时支取。
分门别类装得整整齐齐的几十个大包排列在村委会院里，村干部们脸上却喜忧参半，这样不同的东西该咋分？筱月建议让村民们按需领取，村长苦笑：“谁需谁不需？那还不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？”
我建议：“派专人登记，按估价尽量平均些，规定个领取件数或价值的上限？”这个建议也被一声长叹否决了。
等待分配方案议定的那几天，我和筱月惊讶地发现，物品中稍微贵重一点的新东西，像没拆包装的电热水壶、电饭锅和新衣服新鞋，竟然一样样不翼而飞。筱月气愤地要去跟掌握村委会钥匙的村干部们讨说法，我阻止了——不利于安定团结，就当没这回事吧。
老蒋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学习他们村的做法——让村民用积分兑换物品——参加集体劳动、参加技能培训、享受惠农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等都可以给积分，在扶贫惠农证上体现，然后，根据积分多少领取相应的物品，这样也能调动村民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，免得搞活动时没人来。
但这个方案又被村干部们否决了，说攒积分得到猴年马月，还得派人管理，还得给管理人员开工资，还防不住管理者监守自盗，也太不现实了。
等值钱的物品丢得差不多后，村委会终于综合了我和筱月的分配建议，通知村民来领东西。果然是乱纷纷的一场好戏，根本来不及登记，一哄而上的村民很快抢光了东西，就别说过程中脸红脖子粗的撕扯了，有两个老太太就为了抢包装袋，还对骂了一番。
上次拿走三个压面机的妇女一手拎着包装崭新的太空棉被，一手拎了个锈迹斑斑的铁大勺，跑到我面前大声评判：“你们大夫护士也是有的大方有的抠嗖呢！”她扬了扬铁勺，“自己不稀得要的玩意儿捐给俺们。”
我也没客气，冷笑：“我会告诉他们别再捐了，留着卖废铁揣兜里俩钱，不比听风凉话舒坦。”
女人嘴里“切”了一声，还想再说什么，一直袖着手冷眼旁观的毒舌插话了：“嫂子你今天咋就带两只手来呢？你不是有三头六臂吗？也就你这样的能人，要饭吃还嫌馊。”
女人一扬手，铁勺就要扣到毒舌头上。毒舌一把抢过铁勺端详着，嬉皮笑脸道：“我看看能不能改成铁帽子，再刷个绿色，给俺大哥戴一戴。”
女人抢过铁勺，在他腿上砸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你个王八蛋，晚上来吧，老娘给你留门，咱俩一起给他做个绿帽啊？”
毒舌笑应：“得咧！”
哄笑声中，女人扭搭扭搭走远了，吵吵闹闹的爱心分发终于在一缕喜气中结束。
看着人群散了，筱月给我说，她终于明白会计说的“眼皮子浅”是啥意思了。
不过，当后来她看见为一件衣服撕扯半天的俩妇女，说说笑笑结伴来文化站跳广场舞；看见为抢包装袋互骂得狗血喷头的俩老太太，在一个桌上玩麻将，就又糊涂了：她们的胸怀，到底是比针尖还小，还是比大海还宽呢？
除了开会、汇报工作、院里有召或回城购物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，连周末两天都和老蒋老爹在柳树屯团聚，开着车带老爹在田间地头转悠，或者回相隔不远的老家走亲戚。老爹说看见这天高地阔满眼的绿，心里就敞亮，我和老蒋也是这个感觉。
但筱月不愿意在村里住，求我帮忙打掩护，自己只把手机留下来、应对扶贫领导小组的定位检查，另买了一部手机自用。只要没有各类扶贫表格要填，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来村里露个脸，扶贫工作日志全靠抄我的。
我乐得筱月不来，“家”里没有外人，我和老爹更自在。老爹一早一晚常常在房前屋后的菜园里忙碌，侍弄得垄直苗齐，跟在老家一样。腿脚不便的人，又十多年没下过地，我不愿让他干，可一阻止他就生气，我要是跟着干，他就急头掰脸地撵我工作去。
老蒋劝我：“你别管咱爸，他愿干啥就干啥呗，磨悠着慢慢干，累不着。你没看他自从进村后气色一天比一天见好？”老蒋居然还鼓励老爹种烟叶，还说：“您老也是贫困户，将来卖了烟叶，也等于产业扶贫出成绩了，老家的扶贫工作队可以在总结里大写一笔呢。”
老蒋脑筋活络，在城里人头又熟，没少给村民带去好处——拉扶贫赞助，帮人找临时工作等等。在产业扶贫上，他也动了一番脑筋，游说一个搞养殖的老板朋友献爱心，给榆树屯有意搞养殖的贫困户发鸡崽儿、鹅崽儿、羊羔。尽管有人偷偷卖了羊羔说羊圈不牢羊跑了，又来找他要，把他气得背地里问候那人的祖宗，但他还是相信大部分养殖户勤劳善良，不会偷奸耍滑，兴致勃勃地规划着不远的将来六畜兴旺的景象，一笔一笔计算着预期收入，规划着榆树屯的脱贫大计。
受老蒋启发，我也想起了扶贫专项账户里那笔钱，跟村干部商议能不能发展养猪事业，每户养大一头猪，还能增加二三千元的收入。养猪又不是啥难事儿，我10岁以后就帮家里薅猪草烀猪食，每年都能帮家里喂大两头猪。
村长却说：“现在可不是你小时候了，现在咱这旮瘩的农村人可不比城里人勤劳。”会计在一旁也说，养猪的人家一年比一年少，哪像从前一入冬家家杀年猪，天天吃杀猪菜吃得满嘴流油。
书记大概是不忍拂了我的好意，说：“要不就召集贫困户开座谈会吧？征求征求大家的意见。”
座谈会一开，七嘴八舌吵吵嚷嚷。有说养那玩意儿干啥？累不说，还把人都拴住了，想回城里住都走不了；有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，养猪归养猪，不能算成收入加快脱贫速度，“脱了贫哪还有人管咱？”；还有说家养的笨猪就是比饲料喂大的好吃，可是喂起来也费事，“俺家都三年没喂了”。
当我表示猪崽儿不让个人花钱，由医院捐款购买，大家的情绪瞬间平息了，立即有人嘟囔：“那就养呗，白给个猪崽儿还有啥不能养的？”“就是！一头猪羔也要五六百元呢！”
问题又来了，有人问猪饲料咋解决？免费发放不？有人问要是半路养死了，给不给赔偿损失？有人问要是不想养猪，能把猪崽儿折价发钱吗？还有人笑嘻嘻地开玩笑，说要是有事情离开了家，驻村干部能帮喂几顿不？
筱月那天被我叫回来做记录，气得直说：“刁民，真是刁民呐！”
接受老蒋的教训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：只发放猪仔不负责饲料，想养的加固猪圈，猪崽跑了，损失自负；养就一直养不能半途而废，不能转让给别人，活要见猪死要见尸；卖猪要有村干部见证，收入实打实记录在案。
于是又有人喊：养大了不卖自家吃肉行不行？
犹豫片刻，我答：“可以，改善了伙食也算扶贫成就。”
约法三章变成赠养合同，为21个贫困户发放猪崽的仪式终于轰轰烈烈地进行了。敲锣打鼓，人喊猪叫，记者录像，干部拍照，毒舌拎了个麻袋凑到我身边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领导，俺可以早点把肩负扶贫使命的光荣猪背回家不？还有三垧地(垧, 旧时土地面积单位)等着打农药，俺耽误不起……发个猪崽儿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你说你们这是扶贫呢，还是给自家脸上抹粉儿呢？”
我气得不行，还不敢发作。记者想让贫困户谈谈抓猪感想，话筒伸给谁，谁就脚底抹油溜得比兔子还快。倒是来看热闹的非贫困户愿意接受采访，一张嘴就愤愤不平：“都是贫困村的村民，凭啥别人有的我家没有？谁也没比谁富多少，凭啥别人是贫困户，我就不是？”
终于有个贫困户户主凑过来了，对着镜头只字不提到手的猪崽儿，却说：“五月节发粽子，我家根本没收到！哪个龟孙子给截留了？”
最后还是村长赶走了捣乱的，代表村民在镜头前讲了一番话，表示要以感恩的心好好养猪，不辜负白衣天使们的深情厚谊。
这事，也就这么了了。
每天傍晚，我都会开着车、带着老爹沿乡间公路驶向榆树屯去接老蒋，顺便看看夕阳下的原野风光，这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。
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历经30多年的城市喧嚣，如今重返家园，要不是被“非贫困人口争着要挤进贫困行列，贫困人口又不愿脱贫”这样的破事儿纠缠着，简直是乐不思蜀。
老蒋比我忙，不是在孤寡老人的菜园里给人栽秧、除草，就是在帮村民垫猪圈、垒鸡窝，红事、白事也跟着张罗。中午他在榆树屯开火，饭桌上常常东家一碗酱西家一把葱，晚上我接他回“家”，也常有杀了鸡逮着鱼的村民把做好的佳肴塞来给我们尝鲜。
老蒋跟我炫耀：“我现在就是这村儿的村民，没人再跟我说风凉话了，鸡崽鹅崽都在茁壮成长，羊也不丢了，人也不懒了，发粽子、发月饼、发冻饺子都顺顺当当。”
老爹赞许女婿，说他年轻那会儿，县委书记都下来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造得跟泥腿子似的，一点官儿架子也没有，农民却没有不拥戴书记的。老蒋就跟自己做了县委书记一般，头点得像鸡啄米：“看看，扶贫说不定能把我扶成党的好干部呢！”
没多久，老蒋果然被评为了全市为数不多的“优秀第一书记”，由于脱贫的贫困户多，他所在的村顺利脱贫，虽然还有暂时脱贫无望的贫困人口，但每逢省、市各级检查组进村，提起老蒋，无人不竖大拇指，村里两委班子也对他心服口服。
不像我，每逢村民被问及驻村干部叫啥名，都有人说：“不知道”、“从来也没照过面”。村委会也有人跟领导评价：“要说跟村民水乳交融，她都不如她老爹。”
我也承认，这一点上我确实不太行，尤其是在养猪这件事的处理上。
初冬，除去半道养死的和不遵守协议偷偷转卖了猪崽儿的，剩余十五六户人家的小猪都成了大猪，最小的也二百斤往上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非洲猪瘟渐渐肆虐，邻近村里有个养殖场检疫出病毒后，方圆50里以内的猪全部被扑杀。
尽管有每头猪1000元的补偿，养猪户依然哭天嚎地，有说1000元根本够不上饲料钱的，有怨辛辛苦苦白流汗的，有计算出2000元的损失跟我要赔偿的，说出来的话和没说出来的潜台词都是——若不是驻村干部多事儿，谁能想起来养这玩意？
就连非贫困村民自愿养猪的，都怨我给贫困户发猪崽儿引起政府注意，不然一共十头八头的猪，藏都好藏，哪能招来这么多强制杀猪的警察？
几十头猪被杀后又焚烧深埋，养猪的哭哭喊喊，看热闹的幸灾乐祸。当汽油味和猪肉焦糊的气味相继飘起，个别人扒坑卖肉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灰飞烟灭，全部向我聚拢来发泄怨气：“这咋算，你说这咋算吧？”“你这纯粹是坑人啊！”
毒舌也向我走过来，没想到他一开口却是给我解围：“你们他妈的有没有良心？领猪崽儿时咋不说坑人呢？早些年养猪谁家个儿保个儿都活了？不管养到多大死也就死了，咋没人找谁算账呢？咋算？要算账，你们找老天爷算去！”
人散了，我向他道谢，他又连讽带嘲：“你说你好好的在医院工作多好，你这一下村儿，连非洲都给你颜色看。猪一埋，你的功劳苦劳不也都一块儿埋了？”
我无话可说。
我想不到的是，到了年底，党报上出现了一则通讯《她带着病残老爸下乡扶贫》，记者写：“她搀着老爸走在村里的身影，是扶贫路上最美的风景。”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“优秀驻村干部”。比老蒋差一个档次，县级的。
但说实话，我很惭愧，我带着老爹来扶贫是为了尽孝，并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，而且我扶贫扶了一年，真的没什么成就。我优秀，是借了老爹的光儿。
跟老爹结对子的驻村干部小陈也跟我一同受奖。老爹“贫困”了一年，顺利脱贫。这一年他在村里过自在随心的日子，癌症没复发没转移，脑血管和心脏起搏器也没添乱，一次也没享受到贫困患者的政策红利。有几次小陈要给送东西，我怕他麻烦，都通知亲戚领走留用了。
而我所扶贫的村主动脱贫的只有一户，就是毒舌。
这一年，他久病的妻子驾鹤西去了，他说：“以后没有巨额医疗费，我的日子就没有窟窿，不用你们扶了。”说完，脸上又浮出一缕苦笑，“没有媳妇了，我的日子，真是出了天大的窟窿……”
毒舌第一次不那么毒地说话，让我心里酸酸地不是个滋味儿。
这扶贫攻坚的一年，也在一种不是个滋味儿的滋味儿中画上了句号。
编辑 | 唐糖
白 衣 姐
平凡人写平凡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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